一、传播路径#

1.溯源节点：源头只有一个

2.潜伏期：小圈子自发搬运（7月8日-12日傍晚）

3.首波：流量鬣狗冲锋（7月13日上午）

该部分因为信源过于繁杂，时间很有可能是混乱错误的，但主要传播群体正确

4.次波：官媒&地方融媒跟进

5.内容工厂进一步扩散

借助「知微事见」舆论监测工具观察可见，从 11:00 至 14:00，整个舆论场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自媒体空窗期”——这一时段的主要信息传播权掌握在主流官媒手中，内容以转载官方公告、强化道德定性为主。

然而从 14:00 起，以快科技、新浪财经自媒体号、AI透视镜等为代表的“内容工厂”与流量导向型账号开始集中发力，迅速填补热度需求。他们将前述素材进行包装、标题再造甚至编排叙述，使得原本较为严肃的处分公告转化为情绪化“吃瓜”叙事，引发二次扩散与下沉传播。

二、社会思潮分析#

我曾经在《人设、站队与真相：从海棠与“妈妈岗”议题看后现代传媒特性 & 兼论新闻事实核查工具》中提到过：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立场驱动”而非“事实驱动”的公共讨论时代：言说的权力掌握在谁能最快塑造情绪、制造道德位置的人手中，真实的事件则往往被简化为某种象征载体，迅速卷入既有的叙事结构（女权对抗、男拳反扑、上层压迫、下层反弹等）。在这个意义上，“站队”优于查证，“情绪”压倒真相，而“议题”本身不过是输送流量的道具。

不管是国家主义的道德也好，还是作为新中产的女性主义的道德也好，对本篇博客来说其实都没什么差别——几股思潮和媒体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思潮利用媒体设置的议程，将自身诉求包装成公共正义的代言人，借由流量平台完成其合法性再生产；另一方面，媒体也借助这些冲突性立场所激发的情绪流量，维持自身的内容供给与算法热度，形成了一种“情绪-议题-流量”的三角循环机制。

现在，我们将各个思潮进一步深化，直接与其经济基础和社会位置挂钩，任何脱离了“谁在说话，他们靠什么活着”的意识形态分析，都是空中楼阁。

三、整场事件中，最该死的是媒体&自媒体#

有的媒体，上一条还在报道特朗普和越南的贸易谈判，有的媒体，上一条还在讲当地民生政策，有的媒体，上一条还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条它们就抛掉所有宏大叙事，全开始报道一个小女孩因为有损国格被学校开除了，连人家名字都不遮一下。

这个女孩做错了吗？可能在有男朋友的时候出轨+用自己母亲身份证信息出去开房约会+长期旷课+学校通报后不正面面对，也不接受学校的私下送达，这四件事确实是污点，但这些污点，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情景里，其审判的法庭都绝不应该是拥有亿万受众的公共媒体平台。

都2025年了，在现实中每一份x都能自由选择其喜欢的x，每一根x也都能热烈追求适合自己的x

至于学校方面，大连工业大学早在十年前就曾经历过类似的“艳照门”事件，舆论风波对校方声誉的确造成过严重影响。这一次，综合学生长时间旷课、无视学校通告、对组织联系完全失联等情节，即便依据现行制度开除当事人，也并无不当可言。但舆论场对所谓“有损国格”的指控，是某些媒体刻意引导、过度放大的话术。相比国格，学生长时间不参与教学活动、损害校誉的现实后果，才是校方处分最具正当性的理由。唯一可以批评的是，学校的相关制度条款没有与时俱进，反倒被这种情绪性叙事所牵引，陷入了民族性指控的节奏陷阱。

对于媒体而言，流量就是权力。他们不会也不敢触碰真正棘手的议题，也无力独立创造值得思考的公共议程，于是便选择献祭那些“有瑕疵的普通人”——他们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也难以组织起有效反击。个体的反抗是无力的，献祭普通的个体是安全的。

大众只会陷入性别对立的争吵里，全然不会去想为何这件事会突兀的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

今天报道小伙救人被指责袭胸，明天跟踪穿和服的女孩在博物馆被骂，为民族主义和性别对立的恶神献祭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以此苟延残喘，维持生命。在那些对立的话题里，它们永远如食腐的秃鹫和苍蝇般一拥而上，从来不管被置于放大镜下某人的生活是是否会被毁掉。

在传统媒体报道下场，设置好议程之后，后来的内容工厂则进行流水线作业，将这些原始素材加工成更具煽动性的标题和故事，投喂给算法，精准地推送给那些最容易被激怒的用户。 在这个流程中，真相、伦理、一个人的未来，全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成本。

媒体的罪恶不在于它们报道了这件事，而在于它们以最能煽动对立、最能收割情绪的方式“制造”了这件事。

最可鄙的是，媒体在完成了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收割后，又能摇身一变，开始讨论“网络暴力”、“女性权益”、“公权力边界”等议题，从“女权主义”的对立面再收割一波流量。

它们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军火商，先向A阵营出售武器，再向B阵营出售装甲，然后站在高地上，报道双方交战的惨状，并感叹“战争是多么残酷啊”。

无论是爱国的正义，还是女权的正义，在媒体的操作下都变得无比廉价。它们被抽干了所有严肃的内核，沦为刺激用户点击的工具。媒体亲手搭建了擂台，点燃了导火索，再以“客观中立”的姿态记录下这一切，吃尽了人血馒头。它们不是在弥合社会，而是在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将社会中潜藏的每一道裂痕都挖成深不见底的壕沟，并以此为生。

李欣莳的个人污点，最多让她成为一个需要接受校规惩戒和道德反思的个体。而媒体，尤其是那些手握巨大公信力却行流量之实的“正规军”，它们的行为则是在系统性地摧毁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和公共理性。

它们把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了一场所有人的狂欢，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站队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没有人是赢家，除了赚得盆满钵满的媒体平台。

所以，在这整场事件中，最该被钉上耻辱柱的，不是那个犯了错的女孩，而是这群道貌岸然、以撕裂社会为食的媒体鬣狗。它们才是这场悲剧真正的、也是最无耻的导演。

四、作为商品被出售和消费的「分裂」#

如果只从道德层面去批判媒体固然可以宣泄情绪，但仍无助于理解其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信息爆炸的大前提下，在注意力经济与情绪资本的双重驱动下，现代传媒的核心业务已经不再是出售最新的新闻，而是经营和变现人类的注意力。

这一切始于信息爆炸这一不可逆的背景。当信息的生产和分发成本趋近于零，其本身也就迅速贬值。我们不再为获取信息而付费，信息反而以洪流之势淹没我们，争夺我们有限的认知带宽。这就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在这套法则下，注意力的稀缺性使其取代了信息，成为新的价值衡量尺度与商业竞争的核心。一个议题、一个产品乃至一个人的生死，不再取决于其内在价值，而取决于其能否在嘈杂的舆论场中攫取并维持公众的注意力。

那么，如何最高效地攫取注意力？答案并非诉诸理性。理性思辨需要消耗高昂的认知成本，它要求受众专注、思考与判断，这在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习惯下无异于奢求。最经济的路径，是绕过大脑皮层，直接点燃杏仁核。愤怒、恐惧、羞耻、归属感与仇恨，这些深植于人类基因的原始情感，是捕获注意力的核武器。于是，情绪资本——这种能够被激发、引导、放大并最终转化为流量和收益的社会心理能量——成为了注意力经济中最硬的通货。

但愤怒不能凭空生成，它需要敌人、阵营和矛盾。因此，媒体的生产逻辑被颠覆，其首要任务不再是调查与核实，而是通过各类舆论热点检测工具来寻找那些潜藏着巨大情绪动能的原矿，比如阶级差异、地域矛盾，以及最为优质、能量密度最高的矿藏：民族主义与性别对立。李欣莳事件之所以能被引爆，正是因为它恰好坐落在这两大矿脉的交汇点上。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景观社会之下，没有猎物，也就没有点击；没有敌人，也就没有情绪；没有争斗，也就没有立场性消费。媒体机构通过添加“国格”、“外国人”、“easy girl”等催化剂，将这些文化景观精准地投放给算法识别出的潜在消费者，坐视双方在互相攻击中贡献源源不断的点击、评论和转发。在这个流程中，分裂本身就是商品，对立就是销路。一个和谐、理性、寻求共识的社会，对这套商业模式而言，是一个市场枯竭、能源耗尽的灾难。它们的存在，以社会的持续内耗为前提；它们的繁荣，以公共理性的不断葬送为代价。

前现代的媒体确实可以部分满足我们对照亮真相的「灯」的幻想，但如今我们必须警惕，景观社会下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更像是一架聚光灯，他们在真相还未显影之前，就已经布好光、选好角、排好戏，提前设置好了一个又一个议程来操弄情绪，赚取注意力收益。

媒体是个傻逼，而他们的消费者刚好也不争气，如何呢

其实换另一个视角，我们不应该推定消费者一定是傻逼被媒体牵着走的，很大程度上大家都在相互利用，不同的思潮借着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来宣传自己的观念罢了

2.立场 ＞ 事件本体

事件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它的事实细节，而是它能否迅速嵌入某个现成的叙事结构。换句话说，公共表达的起点不再是“这件事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能为我已有的立场提供什么素材”。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先站队，后补证据”机制——而在很多情况下，补证据这一步甚至都不再被需要。人们并不关心“妈妈岗”的政策文本是什么、实际工资多少、企业端反馈如何，他们只关心它是否能被解读为“社会父权的新工具”。同样，人们也很少真的去研究“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构成、起诉门槛和量刑条件，他们只需要“海棠作者”符合某种“女性写作爱好者遭受打压”的既定形象，就足以迅速完成立场建构与身份情感投射。

将事件符号化，确实让它更具传播效率，也更容易调动群体认同。但问题在于：这种被“叙事框架先验绑定”的讨论方式，极容易遮蔽事实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观点即正义”的平面舆论空间——人们不再探讨事件如何发生，只争论它该归属于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