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引子，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历史案例开始谈起——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借助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有极其丰沛的史料和盖棺定论的事来观察到去人性化的普遍原理与运作机制，进而在更宏观的框架中了解现代思潮冲突下的结构性力量。目前学术研究中，对纳粹大屠杀作真切复盘者，当属克里斯多福·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之《普通人》（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1992）一书。

在这本书里，布朗宁聚焦于一个普通德国警察后备营在1942至1943年间于波兰境内执行屠杀犹太人的任务的过程，试图回答一个令人不安却的问题：这些执行屠杀的人，并不是天生嗜血的怪物，甚至也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信徒，他们就是一群普通的中年男性——有家庭、有职业、有道德感，甚至在战前从未表现出极端倾向。

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是你的好邻居，可以是你的好同事，也可以是那个和善亲切的路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接到第一次射杀令时呕吐、颤抖、请求调离；但几个月后，却能面无表情地完成整村整镇的清剿。布朗宁指出，这种转变并非源于“邪恶的觉醒”，而是系统性去人性化机制逐步渗透的结果。

一、社会权力的塑造#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纳粹主义的兴起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也当然不是纯粹民族性下的个体心理状态孤岛般的作用产物。在纳粹主义的背后存在着欧洲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需求改变的叠加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尤其在1929年全球大萧条的冲击下，德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通货膨胀、失业率上涨，而同时极左翼与极右翼势力迅速壮大，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纳粹主义得以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国家危机的一剂“药方”。

纳粹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德意志民族雅利安人至上、“血统纯正”、“生存空间理论”等种族主义理论的宣传，为解决民族危机打造了一套完整的论述体系。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犹太人被硬生生地扣上诸多“他者”的帽子——既是民族的敌人，又是国际主义的代言人，更是金融资本的化身。纳粹将犹太人与无根无源的军事资本、空洞的国际主义之间形成关联，这种去人性化的手法，让广大受众感到犹太人已经不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一个抽象化的敌对方量。

这种抽象化的敌对方量一旦被建构完成，便不再需要具体的人格、情感或道德维度来支撑其存在——它只是一个「功能性符号」，一个必须被清除的系统错误。纳粹宣传机器并不需要每一个德国人都相信犹太人真的在密谋毁灭德国；它只需要让“犹太人”这个概念，在公共话语中持续与“背叛”“污染”“寄生”“非人”等词汇绑定。久而久之，当普通人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犹太邻居时，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会笑、会哭、会为孩子担忧的父亲或母亲，而是一个“符号的肉身化”——一个理应被系统清除的非人实体。

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语言的暴力先行于肉体的暴力。不是先有屠杀，才有仇恨；而是先有话语的剥离、概念的污名、身份的降格，才使得屠杀在心理上成为“可执行”的选项。当人被降格为类别——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寄生虫、劣等种族——屠杀便不再是谋杀，而成了卫生措施或历史必然。

那么，我叽里呱啦引用和写这么一大堆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指出：现代社会中我们所目睹的各类思潮对立、群体撕裂与暴力话语，当然不是偶发性或极端个案，也不是某些个体生来就“坏”或者“不可理喻”。而是我们身处的结构性话语生态、权力逻辑与文化机制，使得不同思潮之间几乎会必然的将对方标签化为敌意的容器，进而步步走入去人性化的陷阱之中。

二、具体案例分析#

1.五毛党和50w：政治讨论领域最典型的案例#

在当今中文互联网的政治讨论中，五毛党（建制派思潮）和50w（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构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二元对立，这两个词分别指代被认为立场亲政府与激烈反政府的言论群体。譬如，当一位网友在微博或知乎表达对中国政府某一政策的支持时，他很可能立刻会收到诸如“你是不是五毛？” “又在努力减刑了？”的质问或讽刺；当另一位网友表达反建制的立场时，他也很有可能会被冠上50w和 xx 的标签。

注意，我自身作为坚定的建制派与共和国的六郡良家子当然不否认在互联网上确实存在有域外组织的舆论引导行为（be like 深空黑点），但正如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中所表述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有的思潮的产生与流行，都必须以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物质基础作为土壤。脱离了现实土壤的思潮，无论其外部推力有多大，都无法真正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力。

因此，将所有与自己当前思潮所相悖的其他思潮都打为收钱办事和被故意操纵，在我看来无疑是另一种恐惧和傲慢：恐惧于这个世界上居然存在和我相异的观点；傲慢于这个世界上怎么敢存在和我相异的观点呢？ 在这种处理机制下，实际上持有和自己相悖思潮的人已经不是人了，不管你给对方打的标签是五毛网评员还是50w，实际上都是在自己内心里阉割对方作为一个“有思想、有经历、有情感、有立场”的复杂人的可能性。你不是在与一个人对话，而是在对抗一个你认为被植入指令的“意识形态机器人”。这种心态的危险在于，它不需要也不允许你去理解、辨析、同理，而只允许你识别—排斥—消灭。

正是在这里，这种思维上的懒惰展现了其最恶劣的去人性化功能。当一个人被称为“五毛”和“网评员”时，他基于个人经验的真诚爱国情感、对国家成就的由衷自豪，瞬间被消解为一个毫无主体性的、被收买的宣传工具。他的声音不再被视为一个公民的合法表达，而仅仅是“国家机器的噪音”。他的人格、经历与思考都被彻底剥夺，只剩下一个功能性的、可供嘲讽与攻击的空洞符号。

反之，当一个人被打上“50w”的标签时，他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个体权利的珍视、对国家未来更美好（尽管路径不同）的期盼，也瞬间被扭曲为“受境外势力指使的背叛行为”。他不再是一个怀有不同政见的同胞，而是一个潜伏在人民内部的“行走的五十万”，一个需要被揭发、被举报、被清除的敌对分子。他的担忧与批判，不再具有任何值得倾听的价值。

一方面，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飞跃式发展、国家在全球舞台地位的显著提升，为相当一部分国民带来了切实的获得感与自豪感。对于那些亲身见证甚至主导了中国奇迹的群体，或是从贫困走向温饱富裕的家庭而言，维护现有体制、认同国家叙事，是一种基于自身经验的、合乎情理的选择。他们的爱国情感是真挚的，其话语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和民族自信。
另一方面，伴随高速发展而来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阶层固化的焦虑、房价与教育的重压、996工作制的常态化以及公共领域中表达空间的收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那些在竞争中感到被抛弃、在权利上感到被漠视、在精神上感到压抑的群体而言，对现状的批判、对权力运用的质疑，同样是源于自身处境的真实呐喊。

这正是去人性化机制最隐秘却最强悍的地方：它通过赋予对方一个高度凝缩且污名化的身份符号，将其从“人”的范畴中剔除，使得任何进一步的沟通都变得“不必要”“无意义”“危险”甚至“背叛”。而在这种敌我分明、非此即彼的景观之下，语言所承载的暴力，往往比拳脚更加深远且持久。

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他们不配讲理”成为一种广泛的默认立场。甚至不止是“他们讲不出理”，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他们不配拥有讲理的权利”。谁在乎一个机器人、一条走狗、一只寄生虫的理由和诉求呢？ 语言的工具性使用与价值取向悄然转换，使得“以理服人”这件事本身，变成了某种滑稽的表演，仅由己方享有“优雅理性”的特权，对方则只配接受驱逐、侮蔑乃至灭绝。

这也引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把一个观点、立场、甚至谬误，和“这个人”本身区分开来？ 又或者说：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在争论的第一秒钟，先把对方当成“立场的投影”，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让我们暂时放下五毛与50w这个语境，转向另一个更为「显学」，机制近似的案例：

2.男女矛盾#

说实话，敲下这四个字标题的时候我都得心头一紧，生怕自己任何一个用词不慎，就会被迅速划入某个阵营，然后被另一方的唾沫与怒火淹没。

当我们谈论男女矛盾时，我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女拳」与「国男/普信男」这两个被高度符号化、污名化的标签之间的战争。这套机制与前述的政治标签如出一辙，甚至在情感动员的烈度上犹有过之。

一个女性，当她分享自己在公共交通上被骚扰的恐惧、在职场中遭遇性别天花板的无奈、或是在婚姻中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家务与育儿压力时，只要她的叙述稍稍触及了结构性问题的批判，就极有可能被一枚「女拳」的帽子精准扣上。在这顶帽子之下，她个人的、具体的、真实的痛苦与困境瞬间蒸发了。她不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或是一个寻求解决方案的行动者，而是一个「打拳的」，一个企图通过煽动性别对立来为自己牟利的「意识形态操盘手」。她的所有言说，都被预设为一种服务于女权主义阴谋的表演，其目的是挑拨离间、摧毁家庭、仇视男性。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被彻底「功能化」了——她只是女权这个庞大、抽象且邪恶的“利维坦”伸出的又一只触手。

有的男同胞可能看到这里想反驳：我们反对的实际上是那种只想有权利不想承担义务的极端女权，她们巴拉巴拉巴拉；但我觉得这种观点实际上有两种偏见：
第一种是「只想有权利不想承担义务」这个标签本身是谁贴的？是谁规定的标准？是谁被赋予诊断权？这个群体中又有谁真正去聆听过那些被贴上标签的女性所说的话，而不是直接根据几个激进言论截图或平台算法推送的热点内容，便武断地下判决？
第二种偏见更为深层，是建立在一种不自觉的权力幻想之上——即便没有明确表述，很多人的反应其实是在问：“她们凭什么敢如此理直气壮地要求？”而正是在这个“凭什么”里，暴露出了本质性的去人性化逻辑：你不是因为你是人、你受了苦、你有思考、你提出了合理诉求而值得被听见；而是因为“你必须先证明自己合格”，证明你说的话合辩证、够温和、够“合理中道”，证明你不是打拳的异类、不是那个带有歇斯底里情绪的“激进分子”，你才能获得一个最起码的聆听资格。而一旦你愤怒了，激动了，带上了情绪了——你便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资格。
这种情绪审查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的压抑工具。它表面上以“讲理”“建设性讨论”的姿态出现，实则背后所勾画的是一种极为狭隘的言论合法性结构：即只有少数被既定框架所接纳的声音，才被允许存在为“意见”，其他的都只是情绪噪声、是疯子的歇斯底里，是必须静音甚至被瓦解的骚扰。

反过来，一个男性，当他对某些女性的言论或行为提出异议，或是表达了自身在婚恋市场、家庭责任、社会期待下面临的巨大压力与焦虑时，他也同样容易被归入「郭楠」、「田力」乃至「屌癌」的范畴。在这个标签之下，他作为一个同样在社会结构中挣扎的个体的复杂性被完全抹平了。他不再是一个有困惑、有委屈、有自身立场的人，而成了「父权制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一个「不知反思的压迫者」。他的任何辩解，都被视为维护父权制的顽抗；他的任何痛苦，都被轻蔑地归结为「特权丧失后的无能狂怒」。他的人格被剥夺，只剩下一个代表着落后、油腻、暴戾的男性共同体符号。

在这里，去人性化的逻辑链条是惊人地相似且高效的：

个人经验 → 抽象指控 → 身份剥夺 → 对话资格取消

此外，传媒机制的催化也让讨论的可能性继续恶化。如果上网比较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几乎每一个较为活跃的 Z 世代 QQ 群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专门搬屎的群友：他们会不知疲倦地从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各个平台，精准截取对立阵营中最极端、最荒谬、最引人愤怒的言论，然后像呈上战利品一般发到群里，通常还会配上一个绷的表情或一句典中典的锐评。

而且如果你有事实核查和信源追溯的意识的话，你可能会很惊讶、惊恐地发现此类信源的真实性低的吓人，这代表这种传媒活动是真真正正活在信息茧房和假新闻之下的，令人感慨。
考虑到亲爱的网友们普遍也都没啥核查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连接收到的信源都是被别人进行虚假处理后的，那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自己做出的判断，归纳出来的结论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呢？

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献祭仪式」——将一个极端个体“挂”起来，供自己所在的群体围观、嘲笑、批判，从而完成一次精神上的团建。其直接后果是，一个边缘、极端的个案，被反复展示和传播后，在群体认知中被放大为了对方阵营的普遍代表。一个男性发表了厌女言论，他便成了所有国男的缩影；一个女性发表了仇男观点，她便代表了全体女拳的立场。

一个可悲的现实就此形成了：温和、理性、复杂的讨论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极端个案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看到的“对方”，从来都不是一个真实、立体的群体，而是由算法和搬运工们精心筛选、拼接而成的怪物合集。在这个合集里，对方阵营里的人没有彷徨、没有挣扎、没有温情、没有反思，他们只有一个统一的面目，那就是愚蠢、恶毒且无可救药。

当这个「怪物」的形象被成功塑造后，任何试图为对方说一句公道话，或者尝试去理解对方处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本方阵营的背叛。“你为什么要去理解一个怪物？你是不是被怪物同化了？”——这种质问，恰恰是去人性化机制完成自我巩固的标志。它不仅消灭了与敌人对话的可能，也消灭了己方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的可能，最终将所有人都裹挟进一个不断自我极化的回音室里。

比政治光谱对立更棘手的是，性别议题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亲密关系、家庭伦理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它触及的是我们最基础的身份认同与情感链接。当这种最贴近生活的领域都被战场化，其带来的撕裂感与不安全感是无远弗届的。于是，我们看到对话的衰亡，取而代之的是隔空喊话、互相举报、人肉网暴。每一方都坚信自己掌握着绝对的正义，而对方则是不可理喻、不可救药、甚至不配为人的邪恶存在。

三、机制分析：结构性焦虑与认同政治的交缠#

如果说前两部分我们聚焦于去人性化现象的是什么（what）与怎么样（how），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则需要深入到为什么（why）的层面。为何在物质生活远比过去丰裕的今天，人们反而更容易陷入这种原始、野蛮的部落式对立？答案可能隐藏在「结构性焦虑」与「认同政治」这双重螺旋的缠绕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终结后、巨大不确定性弥漫的时代。过去数十年那种“明天会更好”的集体信念正在消退，取而替代的是对未来的普遍焦虑。经济上，增长放缓、产业转型阵痛、阶层流动性降低，让内卷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了每个人的切肤之痛；社会层面，传统的家庭、社区等支撑结构在城市化与原子化的浪潮中逐渐瓦解，个体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

在唯物史观视角下，矛盾贯穿于历史的场合之中，旧有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业已产生，历史的发展正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的被解决之中波浪化地前进。于是乎，我们，我们之前的我们和我们之后的我们，都被视作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展开的一个过程，一个片段。
在这里，不会有”历史的终结”，甚至都不能被视作辉格史观下的高歌猛进，乐观主义的坦途。因为它有低潮，有倒退，有曲折，甚至有可能崩溃。中国的发展道路，总是在巨大的张力下行进，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第二条道路，不可能是坦途和一帆风顺。
我们常常感叹历史总是在重复，祖逖以剑与火在北方建功立业，终究保的是皇帝的太平；李闯将闯王在陕西中原出生入死，不会妨碍江南的士绅糜烂涂地。历史终归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一抹精致的灰夹杂着太多的妥协与人性的复杂。千百年后，我们还会赞叹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英雄豪气。我们也会感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可我们不也一样觉得名士风流，古今绝唱吗？我们不好指责什么，只能希望，享受英雄遗泽的人们不要太早辜负了这一切努力。

这种弥散性的、无处不在的焦虑，是极其消耗人、也极其令人恐惧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清晰的敌人。你无法与经济下行周期肉搏，也无法向社会原子化宣战。于是，一种心理上的代偿机制便悄然启动：人们急需为这种无形的焦虑寻找一个有形的“替罪羊”，一个可以被指认、被攻击、被战胜的敌人.

而且经济周期和社会规律带来的问题确确实实是谁都解决不了的，你现在让凯恩斯和哈耶克再生也没办法

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恰在此时，为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出口。它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清晰的群体身份对立。你之所以过得不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或社会分配机制的失灵，而是因为：

对于某些男性来说，是因为“女拳在打压我们”；
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是因为“父权制在压迫我们”；
对于某些建制派来说，是因为“50w在搞乱我们”；
对于某些自由派来说，是因为“五毛在禁锢我们”。

问题瞬间变得简单了。一个庞大、无形、令人无力的结构性困境，被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具体、人格化、可供憎恨的敌对群体。认同政治就像一根心理上的避雷针，将弥漫在整个社会上空的焦虑电流，精准地引导到另一个群体身上。通过攻击这个敌人，个体得以暂时宣泄自己的挫败感与无力感，并在所属群体的同仇敌忾中，重新获得一种虚假的力量感、归属感与道德优越感。

这套机制的运转，必然以去人性化为燃料。因为你只有先把对方想象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邪恶的、非人的「他者」，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他。你绝不能承认对方阵营里也有和你一样困惑、焦虑、在生活中挣扎的普通人，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个简单明了的“敌人”就消失了，你就不得不重新直面那个令你恐惧的、复杂的、无解的真实世界。

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战壕里，坚信自己是在与恶龙搏斗的勇士，却看不见对方的战壕里，也只是另一个被焦虑和恐惧所俘获的、伤痕累累的普通人。我们不再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性，只想用最简单的标签和最激烈的情绪，将这个令人不安的世界彻底格式化。

四、那咋办？#

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

我实际上是相信公共讨论中的身份政治和去人性化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这是非常冰冷的社会规律，是真正符合人性，符合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与人类心智的节能本能的。

对于人类这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怎么进化，老祖宗当猿猴树上乱晃什么样我们现在就什么样的大脑来说，承认人类世界是由无限偶然性塑造的必然，必然之下必定有无数的偶然未免也太令人没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不是为了理解地缘政治、全球资本流动、或是后现代社会中的身份解构而设计的。它更适应的是在东非大草原上，迅速分辨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哪边有果子，哪边有狮子。面对过于复杂的、抽象的、无法立刻提供反馈的系统，大脑会自动切换到节能模式——也就是贴标签。

比起接受“我们大家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被不可名状的浪潮推着走，只是恰好抓住了不同的浮木”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叙事，人们显然更喜欢“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是邪恶的，消灭你我们就能上岸”这种简单、热血、且能立刻提供行动指南和道德高地的剧本。前者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以及他人处境的合理性；而后者，只需要调用你大脑皮层中最古老、最省电的“战斗或逃跑”模块。

所以，当这篇文章写到那咋办的结尾时，我给不出任何爹味或者不带爹味的宏观层面的解药。任何呼吁“回归理性”“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的倡议，在滔天的结构性巨浪面前，都显得像是一种天真而无力的道德说教。

大家凑活着过吧，也没人规定人类社会一定是线性向上发展的嘛.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