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财政体系的脆弱#

盛唐的繁荣景象（如开元盛世）掩盖了封建王朝固有的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盛唐的强大，其物质基础是建立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之上的。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近乎完美的古典农业帝国模型：国家作为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均”给自耕农（良家子），以此为基础征收稳定的实物税（租）、劳役（庸）和布匹（调）。

这个体系有两个核心：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和对人口户籍的精准掌握。只要这两个核心稳固，中央政府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可预测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府兵制的基础）。

然而，从高宗、武后朝开始，尤其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这个理想的模型在现实中被彻底侵蚀了。土地兼并——皇亲国戚、功臣官僚、寺庙道观利用特权疯狂侵占、购买土地——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大量自耕农破产，或沦为大地主的佃户，或逃亡成为“流民”，导致政府掌握的户籍和田亩数据失真，租庸调的征收失去了可靠依据。大量流民的出现，也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部分流民为求生计，投身边疆成为募兵，进一步壮大了节度使的人力基础。

伴随着帝国治世的开始，虽然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尚在关中，但其经济重心已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富庶的江南，尤其是江淮地区，成为帝国财赋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对江南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物资转运主要依靠大运河漕运。这条生命线一旦因战乱或割据被切断，长安的朝廷便会陷入绝境。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藩镇割据一度威胁漕运，使得唐廷被迫竭力保全东南半壁，消耗了大量的决策资源。而在叛乱前，虽然漕运尚通，但巨大的运输成本和沿途的损耗，本身就是财政的沉重负担。

面对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帝国的统治者们有没有做出改革尝试呢？

当然也是有的。

面对财政困境，唐朝在玄宗时期已尝试过一些改革，如宇文融的括户括田、杨国忠的聚敛等，但多未能触及根本。

面对财政危机使用酷吏进行强行增收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德宗时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对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承认，也是安史之乱后帝国财政体系的无奈重构。但在安史之乱前，旧的租庸调制已濒临崩溃，新的、有效的财税体系尚未建立，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央在应对边疆危机、维持庞大官僚体系和军事开支时捉襟见肘，不得不对节度使在辖区内的财权（如征收赋税、经营盐铁）采取纵容态度，进一步强化了其自主性。

没有钱就不要想着有任何的调控能力

此事在《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专题（二）：货币的本质与中国的税收体系》中亦有记载：

“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仅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债务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中央财政已经达到了难以担负宏观调控之责的空前水平，不利于推进改革。我们在前面就说过货币工具的使用代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策导向，政府使用货币工具来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宏观的分配与再分配。改革开放后有大量的群体利益受损，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去补偿，否则改革就没办法推动，比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像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后地区差异进一步显著，如果没有中央财政大量去搞财政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那么东西的公共服务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乃至于中西部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没办法维持政府职能。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的能力。

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所言：当时的理论界对我讲，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国家办事的能力，你没有财力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那就是空话。

2.边疆扩张与外重内轻的军政困局#

唐帝国盛世的辉煌，建立在持续的军事扩张之上。从太宗李世民到高宗李治，帝国的兵锋所向，东灭高句丽，西破突厥、吐谷浑，将疆域推向极致。长安的「天可汗」不仅是中原的皇帝，更是草原诸部名义上的共主。但这份荣光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在不断拓边后，帝国的疆域实在是过于辽阔了，无远弗届的疆域，意味着永无休止的边疆战争。

在帝国西北和东北两翼，与吐蕃、契丹、突厥残余势力的高强度、常态化对峙，成为了帝国的日常。新的国防形势让唐初的军事支柱，府兵制，从根基上难以承载帝国当前的军事压力。府兵是“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公民兵，能应付短期、区域性的战争，却无法支撑在千里之外进行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屯驻和戍卫。旧制度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

除了军事压力，支撑府兵制的经济基础也在逐步瓦解。如前所述，府兵制提供众多「良家子」优质兵员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但土地兼并是每一个封建帝国不可避免的历史周期宿命。开元、天宝年间，官僚、贵族和寺院疯狂侵占土地，导致国家授田的自耕农大量破产。农民失去了土地，国家就失去了税源；“良家子”没有了恒产，府兵制就失去了兵源。经济基础的崩塌，宣告了帝国旧军事体系的死刑。

面对边疆的烽火和内部兵源的枯竭，唐帝国只有一个选择：募兵制。国家出钱，招募职业军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也是灾难性的转变。它彻底改变了军队的本质：

• 府兵：忠于国家（皇帝），是帝国公民军，其经济来源是自己的土地。
• 募兵：忠于将领（衣食父母），是职业雇佣军，其经济来源是将领发放的军饷。

暴力机器的忠诚，就这样从“公有”滑向了“私有”。 这是撬动帝国权力天平的第一根杠杆。

为了管理和供养这些忠诚度可疑但战斗力强悍的边疆职业军团，中央政府设立了“节度使”。这本是权宜之计，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朝廷面前：从长安转运粮饷到遥远的范阳或凉州，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为了让节度使能“喂饱”手下的虎狼之师，中央不得不步步退让，将辖区内的民政权和财政权下放给他们。

于是，一个集军、政、财三权于一身的政治怪物诞生了：节度使不再首先是帝国的将领，他们成了其领地内事实上的君主，可以自行征税、自行募兵、自行任命官员。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辖区广袤，权力之重，已然尾大不掉。

在经济基础与边防压力的双重压迫下，唐帝国的军事部署从初年的「内重外轻」变成了「外重内轻」。唐初实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精锐部队如「十二卫」多部署在京畿及内地，边疆驻军相对较少。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边镇节度使麾下的兵力急剧膨胀。据史料记载，天宝初年，全国边镇兵力已达50万之众，而中央直接控制的京师卫戍部队（如北门四军）则仅有12万左右，且战斗力远逊于身经百战的边镇劲旅。安禄山叛变时，仅范阳一镇就可调动十五万大军，其军力超过中央禁军总和，这种军事力量的严重失衡，使得叛乱一旦爆发，中央便无力迅速镇压。

3.开放的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的隐患#

唐帝国以其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著称，大量胡人（主要是突厥、粟特、契丹、奚等）涌入中原，或经商，或入仕，或从军，甚至位至高官。这种开放姿态是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帝国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治理的挑战：

高度的开放性直接导致了帝国边疆的「胡化」与胡人精英的崛起。唐朝在边疆地区长期与游牧民族打交道，为了巩固边防、利用胡人骑兵的战斗力，大量任用胡人将领。从太宗、高宗时期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到玄宗时期的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再到安禄山、史思明，胡人将领在唐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河北、河东等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区，由于战争频繁和民族迁徙融合，当地社会风气和人口构成都呈现出一定的「胡化」特征。这种环境为安禄山这样的粟特人与突厥混血背景的人物提供了崛起的土壤。他熟悉胡汉双方的语言、文化和军事特点，能够有效地整合和调动边疆地区的胡族力量。

在开放基础上，帝国的羁縻政策也部分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泛采用「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当地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给予其高度自治权。这在帝国强盛时期，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治理方式。但当中央控制力衰弱时，这些羁縻府州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安禄山能够控制和利用契丹、奚等部族的力量，与其管辖区域内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唐朝对这些部族的羁縻政策不无关系。他甚至通过联姻等手段，与部分部族建立了联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唐朝的开放包容，使得「华夷之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这有助于增强帝国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对于边疆地区的胡人将领和士兵而言，其对唐室的忠诚度更多是建立在利益和实力对比之上的。当中央强盛时，他们是帝国的鹰犬；当中央衰弱，而自身实力足够强大时，其野心便自然滋生。安禄山的叛乱固然有其个人因素，但也反映了在特定条件下，边疆胡人精英对唐帝国向心力的缺失。

4.统治阶级的腐化，与政治生态的恶化#

最后，就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的腐化。

开元年间的玄宗尚能任贤纳谏，整顿吏治，创造了辉煌的盛世。但到了天宝年间，特别是杨贵妃入宫后，玄宗逐渐疏于朝政，将国事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李林甫为巩固相位，嫉贤妒能，堵塞言路，重用蕃将以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客观上为安禄山等胡人节度使的坐大提供了便利。杨国忠则是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上位，专权跋扈，聚敛财富，与安禄山等边疆节度使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唐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设计，本意是为了保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和权力制衡。但到玄宗晚年，这些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宰相权力过大，宦官开始预政，皇子、后宫干政现象也时有发生。统治集团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派系斗争激烈。安禄山能够长期蒙蔽朝廷，甚至获得玄宗的极大信任和恩宠，与当时政治的昏暗和信息渠道的不畅有直接关系。当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时，玄宗未能及时、妥善地处理，反而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促成了安禄山的铤而走险。

1.绝境求援：饮鸩止渴的帝国#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唐朝的正规军事体系已在外重内轻和府兵制崩溃的双重打击下名存实亡。中央禁军不堪一击，地方军队或被叛军击溃，或观望自保。肃宗在灵武即位时，所谓“朝廷”不过是一个流亡政府，手中可用之兵主要是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从边疆带回的朔方军等残部，兵力有限，战力亦不足以单独对抗席卷河北、河南的安史叛军。

此时，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为了夺回两京，为了维系李唐王朝的法统，唐肃宗李亨及其谋臣们，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面前，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也代价沉重的决策：向草原强国回鹘求援。

这当然不是唐朝第一次利用草原势力，但太宗、高宗时期的盛唐“天可汗”体系，是一种中心-边缘的朝贡关系，唐帝国是秩序的输出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帝国利用突厥、回纥等部族内部矛盾，以“天可汗”的名义进行册封和羁縻，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安史之乱后，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唐帝国成了恳求者，回鹘成了施救者，救助的价码自然极其高昂。

2.帝国对回鹘军事集团妥协#

郭子仪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核心，作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一定深知借兵的巨大风险，但帝国当时已无其他选择。早在天宝年间，郭子仪就曾与回鹘接触。叛乱爆发后，肃宗急令郭子仪赴灵武勤王，并着手遣使回纥请兵。郭子仪凭借其威望和对边疆民族的了解，成为促成回鹘出兵的关键人物。至德元年（756年），回纥葛勒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精锐骑兵四千余人至凤翔，受郭子仪节度。

这笔交易的条件是赤裸裸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这不仅是对被占领区百姓的出卖，更是对帝国尊严的践踏。长安收复时，回纥兵本欲按约劫掠，因广平王李豫（代宗）泣求，约定克复洛阳再如约。当唐军与回纥联军收复洛阳后，昔日繁华的东都，便成了回纥士兵的战利品仓库。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 这种劫掠，是唐帝国为换取军事支持而支付的第一笔账单。

第二笔账单是长期的经济输血，即绢马贸易，这是回鹘制度化盘剥唐朝的主要手段。 这名义上是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回鹘以劣质马匹强行换取唐朝优质丝绢的勒索行为。回鹘每年动辄以数万匹（甚至十万匹）瘦弱不堪的劣马，要求唐朝支付每匹数十乃至上百匹绢的高价。

白居易在《阴山道》中悲愤地描绘了这一景象：“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唐朝中央财政本就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回鹘的贪欲，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通过漕运辛辛苦苦运到中央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流向了漠北草原，变成了回鹘贵族的奢侈品。唐帝国从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沦为了一个财富的转运者。它在内部被藩镇截流，在外部被回鹘勒索，中央财政的枯竭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无法逆转的常态。

除了绢马贸易，回鹘还利用其控制的草原商路，垄断了唐朝与西域的部分贸易。他们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广设商栈，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甚至干预地方行政。一些回鹘贵族弟子仗势欺人，横行不法，唐朝官吏往往敢怒不敢言。回鹘不再仅仅是军事上的“盟友”，他们已深度介入唐朝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成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

唐帝国为何能够容忍这种屈辱的盘剥？核心原因仍在于脆弱的军事安全。安史之乱虽未直接推翻唐朝，但藩镇割据已成定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微弱。吐蕃在西线的持续威胁，以及内地藩镇的潜在叛乱风险，使得唐朝不敢轻易与回鹘翻脸。回鹘骑兵的存在，既是对吐蕃的制衡，也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内地藩镇的潜在威慑（尽管这种威慑从未真正有效）。唐朝朝廷将回鹘视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权宜之策，用金钱和尊严换取短暂的外部安全，以便腾出手来应对内部更迫在眉睫的威胁。

3.脆弱的平衡：郭令公的「信用」#

郭子仪不仅要指挥联军作战，更要在唐帝国与回鹘之间充当缓冲和调停者。长安收复之役，回纥兵本欲按约劫掠，赖广平王李豫（代宗）泣求而暂缓。至收复洛阳，郭子仪纵有斡旋之心，亦无力阻止契约的执行。他目睹了昔日繁华帝都沦为异域铁骑的战利品仓库，这对一位毕生效忠唐室的将领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内心煎熬。 但他别无选择，帝国的存续系于此，这是“饮鸩止渴”时必须承受的苦涩。

史载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这在中晚唐藩镇割据、君臣相疑的背景下，堪称奇迹。这份奇迹的背后，固然有郭子仪自身的忠谨与智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是唐帝国手中唯一还能与回鹘进行有效沟通，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行为的信用中介。他个人的威望，成为唐廷在军事、外交上的一种无形资产，一种腐朽帝国勉力维持的商誉。

765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鹘等数十万大军进犯长安，大唐帝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此时的郭子仪已被罢兵权，赋闲在家。危难之际，朝廷再度起用郭子仪。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郭子仪展现了其非凡的胆识与过人的智慧——他单骑亲赴回鹘营中，利用自己昔日与回鹘可汗、贵族建立的深厚“私人关系”和崇高威望，晓以利害，陈说祸福，最终成功说服回鹘不仅撤兵，反而与唐军联手击退了吐蕃。

“单骑退回纥”的传奇，固然彰显了郭子仪个人的英雄气概与声望魅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暴露了唐帝国军事防御体系的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安危，竟然系于一位老将的个人信誉与人际关系，这本身就是帝国政治、军事机能全面退化的铁证。 郭子仪的存在，延缓了唐帝国崩塌的进程，他以个人之力，为这个百病缠身的王朝强行注入了强心剂，但其作用终究是暂时的、个人化的。一旦这份信用消失，帝国便再无屏障。

783年的泾原兵变，就是帝国中央彻底信用破产的标志性事件。

被调往前线防御吐蕃的泾原士兵，途经长安时，因未得到朝廷承诺的赏赐而哗变，旋即攻陷京师。刚刚在“两税法”改革中稍稍积攒起一些财政家底的唐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已弱到连支付嫡系部队的军饷都成为一场豪赌。皇帝的权威，在最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从被安禄山的叛军赶出长安，到被自己的中央军赶出长安，唐朝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耻辱的轮回。

这场兵变，以及随后由朱泚引发的更大规模叛乱，让唐德宗再次陷入了其祖父肃宗当年的绝境。而这一次，帝国再次选择了熟悉的饮鸩止渴，即引入新的、更凶悍的雇佣兵集团，也就是沙坨部族。

4.回鹘的衰落与沙坨的崛起#

依靠对唐帝国的持续榨取，回鹘贵族迅速腐化，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同时，长期的安逸生活也削弱了其军事力量。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内部因争夺权力而分裂，加上天灾（如连年大雪）和外部势力（黠戛斯）的打击，曾经称雄漠北的回鹘汗国迅速衰落、瓦解。

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部众四散迁徙，一部分南下，一部分西迁。回鹘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被另一个更具野心和战斗力的部族——沙陀所填补。沙陀，原名处月，本是西突厥别部，曾依附于吐蕃，后因不堪吐蕃压迫而归附唐朝。唐廷最初利用沙陀人来对付吐蕃、回鹘以及国内的藩镇叛乱。他们被安置在代北（今山西北部）地区，逐渐发展壮大。

与回鹘相比，沙陀人更具军事侵略性和政治野心。他们不像回鹘那样满足于经济上的掠夺，而是直接觊觎中原的统治权。唐帝国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再次祭出“借兵”的法宝，召来了沙陀李克用的「鸦儿军」。 沙陀骑兵确实骁勇善战，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并不比回鹘要更仁慈。

李克用被封为河东节度使，驻守太原，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之一。他的儿子李存勖，最终于公元923年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并攻灭了朱温建立的后梁。虽然李存勖名义上是恢复“唐”室，但这早已不是李氏家族的唐朝，而是沙陀军事集团建立的新王朝。

从回鹘到沙陀，唐朝后期历史的规律是：中央因无力镇压内乱，不断引入外部或边缘的军事力量，而这些被引入的力量，最终会变成新的、更致命的威胁。每一次“借兵”，都是在用未来的主权，来偿还眼前的债务。